的源头是一万年前的陶鼎，并在从鼎到锅的演变中，伴随着对冬季暖食的需求，产生并独立出来。空足之鼎曰鬲，西周有“刖刑奴隶守门鬲”和“温鼎”，放入木炭烧煮食物并保温，可以说是早的火锅雏形了。汉代时有铜“染杯”，上为盛食杯，下为炭火盘，推断为古代单人使用的保暖食物的小火锅。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暖食的“锥斗”、分格的“五釜熟”，演变到唐代，又有用于暖酒、暖茶、暖食的陶瓷暖锅。宋代始有锅涮兔肉，名曰“拨霞供”（《山家清供》），元代时出现涮羊肉。明清时，暖食多称为热锅，涮食称为生火锅，
火锅宴上，用的多的是大同产的铜火锅，“分上下层，中以红铜为火筒著炭，汤沸时，煮一些肉脯、鸡、鱼，其味无不鲜美”（《奉天通志》）。大同铜火锅自古享有盛名，《民国大同志稿》有“大同虽非铜区，而铜制品向颇著称，物美价廉，多运往外蒙古地方。其大宗售品有铜锅、铜壶等物，尤以火锅为。自平绥路通车，1973年，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。席间，总统及的法国友人，对大同火锅风味之独特、器具之精美赞不绝口。细心的总理在蓬皮杜总统别离之际，将一个雕有“”的铜火锅相赠，世界各大媒体竞相报道，声誉传遍了国内外。此后钓鱼台宾客馆等有名饭店，纷纷订制，火锅宴席兴盛一时，铜火锅涮羊肉亦成为地方特色名吃。
与大同火锅齐名的，有尧乡火锅，早期以翼城或平定的砂为器，将肉菜等食料先入锅后注汤，煮沸上桌而食。这种吃法唐代叫暖锅、清代叫热锅，宋代时则叫“骨董羹”。苏轼的《仇池笔记》记着这个出处：“取凡饮食杂烹之，名骨董羹”。范成大有诗“毡芋凝酥敌少城，土薯割玉胜南京。合和二物归藜糁，新法侬家骨董羹”。晋南稷山金墓博物馆段氏墓穴出土有一块方砖，与段氏家传的一块方砖相合，组成一付完整的“贯通宴锅汤”方，类似今天火锅之煮与涮相结合的吃法。
过去山西民间吃火锅，平日里是不多见的，大都在冬季节令应市。春节期间，人们走亲串戚，初二或初三女婿给丈人、丈母拜年，丈人则多以火锅款待，取意“团暖”之意。料需荤素兼备，如古绛州一带多达十余种。若是将料煮沸后连锅热上，则讲究码放原料至锅子的四分之三深度为宜，过多汤易溢，过少则不丰富。火锅还被应用于山西民间筵席的主菜，如晋中太谷的一品锅、三鲜盆，所用器皿与大同铜锅有别，是专制的平底圆形带盖的铜镀锡盆。三鲜盆内要有三等份的格，互相接通，如魏晋时候的“五釜熟”，三样主菜分放在各格，汤味因相互连通而调和。铜盆配一铜架，下方可安置一酒杯，食时点燃杯中酒，置于盆下，边烧边食，为过去晋商大户人家的吃法。
今天，火锅不再是稀罕之物了，在新生一代却言必川、渝，“上继唐风晋韵，下启调鼎美味”的之种种，正渐渐式微。如此，山西老火锅亦需在根脉文化的复苏中，唱着《从头再来》，与时俱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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